為什么說黃帝誕生在曲阜壽丘？?

彭慶濤

黃帝是繼炎帝后的部落聯盟領袖。有關黃帝的傳說，散見于先秦諸子及其以后的多種典籍。有關黃帝的郡望，一說黃帝生于壽丘(今濟寧曲阜)，一說為甘肅天水，一說為河南新鄭。從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互證考查的結果認為，黃帝生于壽丘是較為可信的。

第一，考古資料引證

考古資料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是父系氏族社會的鼎盛時期，黃帝時期應屬這一時期，從黃帝對后世的影響看，黃帝當屬父系氏族社會鼎盛時期的核心代表人物。而在此時期的文化遺存，只有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存能說明當時的社會中心地帶在山東濟寧及附近地區。除此之外，黃河中下游地區除個別地方發現有零零散散的此時期文化遺存外，均未發現這一時期的其他遺存密集地區。這就為黃帝生于壽丘提供了可靠的客觀依據。

第二，文獻資料引證

眾多的文獻資料也反映出黃帝確實生于壽丘。《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母曰附寶，之郊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于壽丘，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生日角龍顏，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黃帝。

《索隱》：

黃帝生于壽丘，長于姬水，因以為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

《帝王世紀》云：

炎帝自陳營都于魯曲阜。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顓頊始都窮桑，徙商丘。窮桑在魯北，或云窮桑即曲阜也。又為大庭氏之故國，又是商奄之地。皇甫謐云：“黃帝生于壽丘，在魯城東門之北，居軒轅之丘。”《山海經》云“此地窮桑之際，西射之南”是也。

《帝王世紀》：

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四月，生黃帝于壽丘，曰軒轅丘。

《周易·正義》：

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其先娶炎帝母家有氏之女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于郊野，感附寶。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于壽丘，長于姬水，龍顏有圣德。

《宋書·符瑞志》：

黃帝軒轅氏，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黃帝于壽丘。

《兗州府志·帝跡志》：

黃帝有熊氏，姓公孫，諱軒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母曰附寶，感大電繞樞之祥生帝于壽丘，……按：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乃黃帝所生之地，今稱黃帝壽陵是矣。

《兗州府志·古跡志》：

壽丘，《路史》：壽丘“在曲阜東六里”。

《曲阜縣志·古跡》；

近阜之跡，世傳有壽丘。

古代“中國”以四瀆定版圖，從四瀆版圖即可證明原始文明的核心統治地帶。《史記·殷本紀》引《湯誥》云：

古禹、皋陶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

由上文可證實古代的“江”在濟、淮之間，即指“泗”。《史記》言黃帝“育于江水”，即指泗水。《史記·殷本紀》將濟水以南、黃河以東、淮水以北定為原始文明之中心，那么濟寧恰好位于中間部位，也恰好與大汶口文化區域相一致。

第三，宋真宗欽定黃帝故里

宋真宗妥協于燕遼以后，總想以華夏民族的文化優勢震懾北方，故有儒釋道三家并重之舉，封泰山、尊孔子、容釋家，潛心向道，數度行“天書”之能事，夢見神人而尊黃帝為趙氏始祖。《宋史·志·禮七·吉禮七》載：

帝（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睹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后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于壽丘。后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云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

即召宰相王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并布告天下。命參知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與禮官修崇奉儀注，并主持召集文官查訪確認黃帝降生之壽丘所在之地。閏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圣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圣祖母號曰“元天大圣后”，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

于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召集群臣審定，下詔京城與曲阜壽丘各修建景靈宮，京城景靈宮奉祀黃帝及趙氏先皇諸“神仙”，曲阜景靈宮祭祀始祖黃帝及圣母。因確認曲阜壽丘是黃帝出生地，因此真宗頒詔將曲阜更名仙源縣，屬襲慶府（后改兗州府）。《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于壽丘”。《宋史·地理志》襲慶府下：“魯郡，泰寧軍節度；本兗州。大中祥符元年，升為大都督。政和八年，升為府。……仙源（縣），中上。魏曲阜縣。大中祥符五年改。”明代萬歷二十年刻本《兗州府志·沿革志》：“宋大中祥符五年，以軒轅降于延恩殿，謂曲阜有壽丘，改名仙源，屬襲慶府。”

京城的景靈宮因北宋改南宋而有兩次重建，其規模宏大，可見《宋史·禮志·吉禮》：

景靈宮，創于大中祥符五年，圣祖臨降，為宮以奉之。天圣元年，詔修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元豐五年，始就宮作十一殿，……諸神御門置親事官五百人，立戟二十四。累朝文武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并圖形于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后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并如太廟儀。……政和三年，奉安哲宗神御于重光殿。昭懷皇后神御殿成，詔名正殿曰柔儀，山殿曰靈娭。于是兩宮合為前殿九，后殿八，山殿十六，閣一，鐘樓一，碑樓四，經閣一，齋殿三，神廚二，道院一，及齋宮廊廡，共為二千三百二十區。……紹興十三年二月，臣僚言：“竊見元豐五年，神宗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始建宗廟，而原廟神游猶寄永嘉。乃者權時之宜，四孟薦獻，旋即便朝設位以享，未副廣孝之意，乞命有司擇爽塏之地，仿景靈宮舊規，隨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還晬容，奉安新廟，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副罔極之恩。”從之。初筑三殿，圣祖居前，宣祖至祖宗諸帝居中殿，元天大圣后與祖宗諸后居后。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寒食設秋千，七夕設摩羅。簾幕歲時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用道、釋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初本劉光世賜第，后以韓世忠第增筑之。天興殿九楹，中殿七楹，后殿十有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焉。

曲阜景靈宮由當時宰相王旦負責督建，《宋書·王旦傳》：“旦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特遣通判大理評事麻其溫、知兗州監宗御史王臻監修，“凡役工至三四萬”，所建宮觀1320間。所用石料，有鄭淄的青石、衡州的碧石、萊州的白石等。雕琢黃帝的“玉石圣像”即用萊州白硝玉石，詔令內侍省內侍殿頭楊懷德，入內侍省頭供奉官盧道宗，入內侍東頭供奉官郝昭信監制。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五月，壽丘景靈宮太極觀建成。天禧元年（1017年），真宗特遣集賢殿大學士、宰相王旦，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趙安仁充“奉上冊寶使”，到曲阜奉安圣祖玉石像，上圣母懿號。來曲阜前，真宗特齋于長春殿，又于文德殿向圣母行酌獻禮，拜授冊寶于王旦，授仙衣于趙安仁，以升金輅。具鹵簿，儀衛所過，禁屠宰。三月，王旦等到達壽丘景靈宮，行奉安圣祖黃帝玉石圣像典禮，又詣太極觀上嫘祖懿號曰“圣祖母元天大圣后”。其繁榮景象，盛極一時。

然而，就在十幾年后的宋仁宗天圣年間，景靈宮建筑群遭遇火災，瓊閣玉宇焚毀殆盡。不久，仁宗趙禎下詔重修。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夏六月，“詔郡縣名犯先圣諱者悉改之”，曲阜“壽丘”即以避孔子名諱而改稱“壽陵”。同時，道君皇帝趙佶對壽丘景靈宮進行了第二次大修，現在聳立于院中的“萬人愁”等巨碑就是這次大修時的遺存。但這次大修還未最后完工，卻在宣和末年爆發了金兵南侵的戰爭，致使工程半途而廢。

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孔子五十代孫孔摠任曲阜縣令，重修被金兵戰火毀壞的仙源縣城，并修葺景靈宮太極觀。蒙古鐵騎虜掠曲阜，壽丘景靈宮太極觀與闕里孔廟一樣，難逃兵火荼毒。蒙古海迷失后二年（1250年），孔子五十二代孫曲阜縣尹孔之全與蒙古元帥岳某予以營修。元順帝至正七年（1347年），孔子五十五代孫曲阜縣尹孔克欽聘請方士潘道瑾為景靈宮主持，同時籌集款銀，對景靈宮進行重修。

根據《曲阜縣志》引元代至正十年周伯琦《重修景靈宮記》石碑記載：

帝建宮祠軒轅曰圣祖，又建太極殿祠其配（應為母）曰圣母。越四年而宮成，總千三百二十楹，其崇宏壯麗無比，……琢玉石為像龕于中殿，以表尊嚴，歲時朝獻如太廟儀，命學老氏者侍祠，而以大臣領之。大碑四通，諺云：“萬人愁”者是也，其中二碑廣二十三尺，闊半之，厚四尺；赑屃高十有三尺，闊半之，厚四尺，龜趺十有八尺。另二碑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赑屃高十有八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無文字，意者未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壽陵。

曲阜景靈宮的規模要比當時的闕里孔廟大，整個景靈宮建筑群與曲阜縣衙、縣學整合為一體，大致占據了宋代仙源縣城內東部一帶。其布局為：前部東為縣衙，西為縣學；中部為景靈宮、太極觀、四座大碑、東西配廡等；后部為疊石建筑——壽丘，壽丘后有褻丘，即少昊陵墓。宋代《魯國之圖》景靈宮示意圖未標明少昊墓，《闕里志·古冢》記載：“少昊陵，在壽丘東北三十步，少昊葬于云陽。”

元代著名學者、河南廉訪使楊奐《東游記》：

由曲阜而復東行一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北至褻丘，少昊葬所。壽陵于宋時疊石而飾之也。前有白石像，為火爆裂。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神鬼所刻也。

元代至正年間又曾經做過修繕，元代末年，曲阜景靈宮被廢，改建仙源縣城時，北城墻將景靈宮建筑群遺址割斷，分割為城內和城外兩大部分。

明洪武三年（1370年），“遣使訪先代陵寢，仍命各行省具圖以進。”曲阜縣將少昊陵畫圖上報，“四年，禮部定議，合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祀周世宗，鞏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滎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明史·禮志》）

清乾隆三年，修建少昊陵享殿、東西配廡、大門、牌坊等，因壽丘在少昊陵前僅僅三十步，沒有足夠的空間，故將享殿建在壽丘之前，壽丘就被并入少昊陵園內。至此以后，壽丘多被誤以為少昊陵了，那1320余間殿堂的景靈宮，也就只能作為歷史遺址成為一個不太為人所熟知的記憶符號了。

第四，黃帝“以云紀”辨

《帝王世紀》云：“少昊邑于窮桑以登帝位，徙都曲阜，崩葬云陽。”諸多的文獻資料表明，壽丘即是云陽，包括窮桑、空桑及前文所提大庭之庫，其地望關系相當。均在泗水至曲阜的泗河沿岸。云陽與壽丘在現曲阜東北之石門山正前方的山前平臺上。因山前之平臺，所以古稱云陽，又稱平陽。顏師古注《帝王世紀》云：“云陽在曲阜，邑人謂今陵居一丘為云陽山。”這里所說的云陽山當為少昊陵院內疊石壽丘后邊緊靠著的少昊陵墓，《闕里志》載壽丘東北三十步有褻丘，為少昊陵墓，此褻丘高不過數米，徑不過30多米，且土中不石，純屬人為筑起的陵墓，不可稱之為山。這就推翻了顏師古的云陽山一說。那么云陽一名的來由如何？從其地理位置上看，此地正北距石門山直線距離不足15公里，按傳統稱謂，當為石門山陽。石門山，古名玉山、玉泉山，“云”、“玉”音轉，因此可證，石門山最早應稱云山。有史可證：《史記·封禪書》引管仲說古者封泰山，禪梁父、禪云云，正義：“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也。”“云云山在兗州博野縣西南三十里也。”其所言方位恰好是石門山的位置。如此則云陽一名被釋之——云云山之陽。清代孔尚任修《闕里志·古跡志》說得更為明確：“今少昊陵北有云云山，古無‘雲’字，‘雲’即‘云’也，蓋古帝王封禪之所，少昊葬于雲陽，非云陽山，乃云云山之陽也。”又載“黃土崖在石門山下，古帝禪臺也，土色如金，蓋自遠境運土筑成壇，今猶高三丈余”。石門山地處泰山向東南而西南又東南的轉折犬牙凸顯處，又南北二山對峙如石門，故曰石門，北山曰玉泉山，主峰曰勝涵，即云云山，南山古今山名均為黃山。石門山地理位置獨特，每當春夏、秋冬交替季節，氣溫突然升高或降低時，其山間便集云如煙。歷史上許多文人如李白、杜甫、顏光猷、孔尚任、張叔明等均游過此山。特別是張叔明、孔尚任都曾在山中隱居，孔尚任隱居處亦稱孤云草堂。這些文人留下了許多與石門山有關的詩篇，如杜甫詩：“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游。乘興杳然迷出處，時君疑是泛虛舟。”孔尚任詩：“鋪地云容如海市，遮天峰勢似邊墻。溪回嶺轉無窮態，直到門前見夕陽。”等等，還有許多有關石門山的詩句。從這些詩句中也能反映出石門山集云的壯觀場面。這就是石門山稱為云山的原由。《左傳·昭公十七年》：“黃帝氏以云紀，故為云師而云名。”《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生黃帝于壽丘，壽丘在魯東門之北，……生日角龍顏，有景云之瑞”。還有許多文獻言黃帝與“云”有著密切的聯系，且黃帝以云紀，又云云山前為黃山，有黃土崖即古禪臺，由此將大庭、壽丘、云陽、云云山、黃山、窮桑、“景云之瑞”，“以云紀”等聯系在一起，不難看出：這一切絕不是偶然的，在它們之間肯定存在著一些內在的聯系。古之祭天地于山上，泰山封禪則是最大的祭天儀式，“封”是祭天，報天之功；“禪”是祭地，報地之功。《史記·封禪書》正義說在泰山上祭天，在云云山或梁父山上祭地。因此可知，石門山當是古代“受命帝王”、“禪云云”即祭祀大地的地方。